脱碳始于小家

阿联酋迪拜 12 十一月 2025

在温室气体排放中，有相当大的比例是由个人和家庭产生的，我们能否做出必要的改变来减少排放？

在思考实现净零排放的挑战时，我们往往关注各行各业和政治家们采取了哪些行动。但家庭温室气体排放是温室气体排放的重要驱动力。我们能否在脱碳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美国的研究人员发现，大约 20% 的温室气体排放可以直接归因于家庭。这主要是由于燃料的使用，如私家车、供暖制冷、烹饪等活动中使用燃料会产生温室气体排放[1]。近期数据显示，59% 的美国家庭仍然依赖化石燃料作为主要供暖方式，只有略多于半数 (51%) 的家庭使用天然气[2]。重排放燃料也在欧洲家庭中广泛使用。2022 年，天然气占欧盟家庭能源消耗量的近三分之一 (30.9%)，石油和石油产品占 10.9%。欧盟近三分之二的家庭能源用于建筑供暖 (63.5%)，另有 14.9% 用于烧水。

对五分之一的温室气体排放负责，责任重大。但若考虑到间接排放——商品和服务的消费在供应链中产生的排放，家庭的影响就更为显著。例如，虽然穿衣服不会直接排放碳，但在制造并将其供应给消费者的过程中会产生碳排放。类似的原则也适用于其他大多数“家庭”类别，如食品、娱乐和公共交通。因此，家庭消费的直接和间接综合影响，约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 60%[3]，而且往往发生在远离最终产品实际消费的国家，也就不足为奇了。

超过四分之一 (27%) 的美国家庭的海外碳足迹来自中国，加拿大、印度、俄罗斯和墨西哥也贡献了很大比例。从不同类型的家庭消费来看，美国家庭购买服装的碳足迹约 70% 至 85% 产生于海外，约三分之二 (65%) 的排放是由电子产品支出造成的。

总体而言，富裕家庭的碳排放量更大——尽管年收入超过 10 万美元的家庭在总人口中的占比不足四分之一 (22.3%)，但其碳足迹占家庭总碳足迹的近三分之一。

家庭和个人的贡献潜力

鉴于家庭生活在直接或间接排放中占相当大比例，改变我们的行为，就有望为净零排放努力做出重大贡献。非政府组织 Project Drawdown 表示，尽管大部分碳排放直接取决于企业、政府和其他部门的关键决策者，但“身为消费者、能源使用者、租户和选民，我们的选择本身就具有直接影响力，可以通过向整个体系发出信号来影响这些决策”。

Project Drawdown 的一项分析显示，个人和家庭采取的行动有望贡献目标总减排量的四分之一以上，从而助力将全球升温幅度控制在安全范围内，避免突破危险界限[4]。

该组织提出的影响力最大的行动是，食用植物为主的膳食和减少食物浪费，其他的主要建议还包括：在家中安装太阳能电池板、配备充足的保温装置以及使用 LED 照明。

除了这些行动自身带来的直接影响外，Project Drawdown 也强调，这些行动还可以通过吸引和拉动大众参与来促进行动的发展势头。例如，“如果你能在家里安装太阳能电池板，那就会激励邻居效仿，并让当地的电力供应商注意到，市民希望使用可再生能源发电而非化石燃料发电。”

行动落实的挑战

因此，至少在理论层面上，个人和家庭显然有很大的空间来付诸行动，为减排贡献力量。但这并非易事，我们不妨以住房这一重要方面作为切入点，探索潜力和挑战。

在家庭节能方面，有诸多改进办法，例如，选用环保建材，改善保温效果，或者采用碳排放量较低的供暖方式。有些可能有所帮助的方法依赖于创新技术。例如，氢能锅炉提供了一种更为环保的家庭供暖方式。但是使用氢气作为燃料仍处于原型阶段（尽管在某些地方已经有成功的试点）。相较而言，热泵充当“反向冰箱”[5]，利用地面空气中或空气中的热量来为家庭供暖，一种已经成熟、可以直接投入使用的技术。与保温材料一样，它的实施挑战不在于技术，而在于实用性和成本。

例如，国际能源署将热泵形容为“让供暖更加安全可持续的关键技术”，称其有望在 2030 年将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至少 5 亿吨。[6]尽管如此，在推广使用热泵的过程中，仍然遭遇了一些阻碍。2023 年，德国政府通过了一项法规，该法规要求切实禁止新装石油和天然气供暖系统，将热泵作为未来几年建筑供暖的常规首选。然而，此举引发了媒体[7]和政治对手的强烈抗议，反对者认为这会破坏经济繁荣状况。一个执政党也对这些计划表示强烈反对，致使新规在德国执政联盟中造成了严重的紧张局面[8]。这场争议导致德国在 2024 年无法实现热泵销售目标[9]。

改变行为的复杂性

欧洲其他国家对德国的经历有所警惕。这说明，即便存在更环保的方法，如何去推行依旧是个大难题。2019 年的一项国际研究发现，人的生活状况会限制其减少碳足迹的能力[10]，以租房者为例，这一群体并无提高节能水平的能力。研究人员也发现，碳足迹会随着个人的生活状况的变化而改变，例如，生育或遭遇健康问题等情况，都会对碳足迹带来重大的影响。最令人担忧的是，研究发现“一项行动的减缓潜力越大，家庭的实施意愿反而越低”。例如，大约三分之一的研究参与者表示，愿意购买更环保的车辆，以此来减少碳足迹，然而，只有 4% 的人愿意彻底舍弃现有的传统车辆。

在某些情况下，消费者行为的趋势甚至可以抵消技术进步和监管优化所带来的影响。例如，一项自 2019 年起针对美国家庭排放情况展开的研究显示，尽管汽车效能不断提升，过去二十年里“尾气排放大幅减少”，汽车燃油经济性提高了近三分之一，然而交通排放量却依旧呈上升态势。[11]。这些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改进得益于州和联邦层面的监管调整措施。不过，研究人员也表示，由于私家车保有量增多，甚至民众对于出行的渴望愈发强烈等因素，排放量仍在继续增加。

行为改变的阻碍

显然，要促使消费者对自身行为做出必要的改变，困难重重，其中一个关键问题便是如何让他们清晰地认识到所涉及的挑战。

英国能源监管机构 Ofgem 的研究发现，大众对此问题的认识普遍“较低”。在与消费者的讨论中发现，“个人很少自发地将可持续性与自己的家庭能源消耗联系起来”，“一般而言，人们并未意识到自己目前所使用的供暖系统对环境产生的影响”。[12]此外，虽然大众普遍认可英国到 2050 年实现净零排放的目标，但也“担忧这会对他们当下的生活方式产生何种影响”。Ofgem 的报告得出结论：“总体而言，虽然大多数人都支持这些目标，也认识到需要做出改变以防止气候变化进一步恶化，但他们对脱碳可能在短期内给自己生活造成的影响存在抵触情绪。”

面对家庭取暖的替代方式，人们感受到了重重阻碍。他们担心安装过程会带来不便，还担心新系统无法适配所有的房屋类型。研究参与者也提及了对新取暖方式的美观性以及可靠性的顾虑。但最令人担心的是“任何变化会（让消费者）在经济上付出多少成本”。Ofgem 告诫称，“许多人认为，若无外界的支持或指导，自己不太可能改变目前的供能方式或系统。”

这些发现与英国 Behavioral Insights Team (BIT) 去年发布的一份报告相符。该报告指出，尽管十之八九的消费者希望做出可持续的选择，但“许多必要的行为目前太昂贵，太不方便，太不吸引人，或者根本不是我们习惯的常规选择或规范”。报告称，一方面是因为热泵价格高昂；另一方面，对于许多人来说，拥有电动汽车也存在诸多不便。此外，报告还补充提到，英国人偏爱食用肉类，而且长途航班暂无廉价且快捷的替代方案。[13]

采取行动推动变革

因此，虽然消费者普遍支持减排目标，但当必要的行动对其自身生活产生重大影响时，他们往往犹豫不决。与此同时，当政府推行监管解决措施时，如德国的热泵法律，可能会遭遇很大的政治阻力。通常，减排举措遭遇强烈反对会导致政府加以推迟或降低力度，例如，英国政府就将禁止销售汽油或柴油动力新车的禁令从 2030 年延迟到了 2035 年。[14]

若是依靠自愿或强制行动往往无效，那还有其他手段吗？

英国 BIT 的研究人员认为答案是肯定的。该小组在 2023 年报告中指出，以多层面联动的方式，实现行为改变的可持续手段，有望收效显著。作者指出，虽然大众有能力做出个人选择，但其选择是在“选择环境”中做出的，这种环境能够通过对定价、便利性以及规范等要素进行操控，从而对大众的行为产生深远的影响。

这样的环境又由商业激励、监管、机构领导等一系列首要因素共同塑造。基于这一模型，BIT 将一个面临自身行为选择的人，类比为在水中游动的游泳者——“可以自由地游向不同的方向，但受到水流的限制和影响”。

BIT 不侧重于直接针对个人的“下游”干预措施，而是强调人在其中做出选择的“中游”环境，以及最终创造这些环境的“上游”因素。它认为，通过以这种方式瞄准人所处的环境，“更加环保的行为自会蓬勃发展”。

在家庭用能方面，BIT 的建议包括，通过调整环保税或价格上限等举措，降低相对于天然气的电价。该报告还呼吁政府鼓励自住业主和房东进行改造，例如，为改造提供贷款支持，并将购房税的高低与环境评级挂钩。报告也呼吁建立全国性的“一站式服务”来支持绿色住宅，服务内容包括连通认可供应商网络，保证公平定价和保护消费者权益。此等举措旨在“营造一个良性环境，使环保选择自带吸引力、易于被接纳，甚至成为默认选择”。

去年，International Public Policy Observatory (IPPO) 的研究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认为如果政府的干预措施着重聚焦于“行为和人为因素”，以及塑造这些因素的制度和背景环境，那么消费者进行绿色采购的可能性将会显著提高。IPPO 使用了一种行为改变模型，该模型认为人们的决策受到多重因素和背景的影响，包括人际关系、当地社区、企业机构以及政府政策。[15]其建议包括树立统一的激励机制（包括绿色低息贷款和保温抵押贷款），以及由新房升级机构利用数据驱动的细分技术，为消费者提供定制建议和财务支持。

正如这两份报告所示，成功的脱碳努力往往不能仅用一个因素来解释。

芬兰、瑞典、挪威等北欧国家就证明了这一点。这些国家尽管气候寒冷，但热泵的安装率却是世界上最高的。过去 30 年间，热泵销售让这些国家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大幅下降（降幅分别为 72%、83% 和 95%）。[16]这些国家以前普遍使用燃料油供暖，但在 1970 年代的石油危机爆发之后，齐心协力地摒弃了化石燃料。

非政府组织 Regulatory Assistance Project (RAP) 欧洲项目主任 Jan Rosenow 博士表示，这一目标始终是各国“国家能源政策持续关注的重点”，正因如此，化石燃料在供暖领域的应用变得十分有限。[17]这极大地激励了热泵技术的研发，以及宣传运动、拨款补助等政府干预手段。RAP 发现，这些国家的成就要归功于一系列政策工具的协同作用，包括碳税、政府激励、法规、质量标准和消费者保护。Rosenow 强调，仅凭单一政策是无法开辟热泵大众市场的。相反，他建议“在协调和参与的基础上，妥善制定一整套经济工具、财政支持与监管的政策组合”。

未来会怎样？

这些国家在热泵方面的成功表明，转型是切实可行的。但是，为了实现世界的脱碳目标，需要在不同领域中广泛推进规模相当的变革。今年早些时候，Politico 网站强调，要实现到 2040 年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削减 90% 的目标，欧盟需要“重塑经济，改变格局，转变生活方式”。[18]该网站评估了这种情境的实际意义，以“摇身一变的大陆”为设想，实现这一设想的过程涉及“执政联盟瓦解、企业关停”和农民围困布鲁塞尔。

必要的改变将包括，消费者转向食用植物为主的膳食，农民减少牲畜饲养并迅速减少氮肥的使用。除了加装热泵外，总体消耗也要减少，并以措施激励大众减小居住空间。大多数车辆都要转向电动，拼车出行和积极出行日益普及，同时，受税收和碳定价机制的影响，航班的价格将变得更高。实现大规模的电力脱碳，意味着增加输电塔和供电电缆的数量，广泛铺设风力涡轮机和太阳能电池板，并且加大电池储能系统 (BESS) 的使用力度，以供应真正可持续的能源——在这一领域，Jameel Energy 旗下的 Fotowatio Renewable Ventures (FRV) 是一股正在崛起的力量。

FRV 的业务遍及于五大洲，开发和管理持续增长的 BESS 设施组合，其中在英国的业务布局尤为突出，在此建立了由 David Menendez 领导的 BESS 卓越中心。

2023 年，FRV 完成了其两个主要英国电池储能项目的融资，这两个项目分别是西萨塞克斯的 Contego 和埃塞克斯的 Clay Tye。其中，Clay Tye 是英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 BESS 项目之一，一经投入运营便成为欧洲最大的 BESS 运营设施。

Contego BESS Visit — (L-R) Harmony Energy 首席执行官 Peter Kavanagh、安利捷副总裁兼副主席 Fady Jameel 以及 FRV-X 与工程部常务董事 Felipe Hernandez，FRV 在英国萨塞克斯郡的Contego 电池储能厂。

Clay Tye 项目于 2024 年 3 月底投产。该项目利用 52 块特斯拉 Megapack 锂离子蓄电池，输出功率为 99 MW，发电量为 198 MWh。同样，Contego 通过 28 块电池，实现了 34 MW 的输出功率及 68 MWh 的发电量。此外，FRV 已开始在米德兰兹建设另外两个英国 BESS 项目。每个项目占地面积为 1.01 公顷，二者总发电量约为 100 MW。这两个锂离子电池储能系统将向配电网络输入和输出能源。

Aerial view of Clay Tye Battery Energy Storage Systems, Essex, UK. — 近期于英国埃塞克斯郡落成的 FRV Clay Tye 电池储能系统工厂。这是当时欧洲已投入运营、规模最大的 BESS 运营设施之一。图片来源：© Abdul Latif Jameel。

FRV 的 Holes Bay BESS 项目位于英国多塞特，自 2020 年以来顺利运营，这是此类项目的建立基础。在英国国家电网针对平衡机制的全新、更广泛的访问应用程序编程接口 (API) 中，该 15 MWh 电站率先上线。

FRV 目前在英国拥有 5 GW 以上的 BESS 项目，这些项目正处于不同的运营或开发阶段。澳大利亚的同类项目亦为此锦上添花，FRV 正在维多利亚州 Gnarware开发 BESS 设施，并在昆士兰州 Dalby 开发混合太阳能和 BESS 工厂，后者是 2024 年 7 月投产的混合太阳能光伏 (PV) 与 BESS 设施。